■ 曾庆江
3月22日是“世界水日”，我国将每年的3月22日至28日定为“中国水周”。2025年“中国水周”的主题是“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，保障我国水安全”。水安全既包括水质的安全，也包括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我国地域辽阔，水资源分布不均，为了应对干旱和水资源短缺问题，古人在节水方面进行了许多尝试，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《赣州府志》中的《福寿二沟图》。
如何用好“天水”？
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人类不可避免要面临洪涝、干旱等自然灾害，这对农耕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大考验。我国古人认为水来自天上，落地后一路东流入海，“修堤梁，通沟浍，行水潦，安水藏”，兴修水利工程，因势利导对水加以利用，才是最大的一笔“节水账”。
相关史料显示，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是春秋时期楚国宰相孙叔敖主持修建的芍陂。芍陂位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的淮河流域，因引渒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得名，主要发挥蓄水灌溉的功能。隋开皇年间，因安丰县迁移至芍陂旁，人们取“安定丰收”之寓意，将芍陂更名为“安丰塘”。安丰塘与后来的都江堰、漳河渠、郑国渠并称“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”，而历史最为悠久的安丰塘更享有“天下第一塘”的美誉。
都江堰的修建时间虽比芍陂晚了300多年，却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古代水利工程。战国秦昭襄王时期，时任蜀郡太守的李冰带领当地百姓，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，根据江河出山口的地形、水脉、水势等，对江水进行合理分流，并设计自动排沙系统，有效控制进水量和出水量，明显减少了蜀地水患，为建设“天府之国”奠定了基础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秦统一全国创造了经济条件。由鱼嘴、飞沙堰和宝瓶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的都江堰，至今仍发挥着调节水源的作用，已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中国古代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，始建于春秋时期，历经多次修建和扩展，隋唐时期基本成形。位于今广西境内的灵渠，自秦始皇时代开始修建，历朝历代得以续建和维护。京杭大运河、灵渠等工程，在航运、灌溉、防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体现了古人调节利用水资源的能力。
穿行地下的坎儿井
在农耕时代，人们发展农业生产对水资源依赖度很高，再加上存在水资源季节性、地域性分布不均的问题，许多水文专家、能工巧匠探索调节水源、节约用水的方法。他们或修筑堤坝拦水蓄水，或修建地上或地下沟渠输水，或组织人员挖通运河连通水系，努力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出最大价值。
新疆地处西北内陆，区域内多沙漠、戈壁，地表水蒸发快，水资源相对比较匮乏。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和居民饮水，古人想出了不少节水妙招。比如，吐鲁番地区的坎儿井网络组构的井渠体系设计精妙，被称为“汉唐地下长城”。坎儿井由竖井、暗渠、明渠、涝坝等几部分组成，利用地势落差将天山积雪融成的雪水引入灌溉渠，孕育了大片绿洲。坎儿井的暗渠位于地下，有利于在长距离输水过程中减少水分的蒸发流失，节水成效明显。更让人叹服的是，汉朝时，我国古人已利用流体力学原理，发明了一种名叫“渴乌”的装置，将低处的水引向高处，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。
新疆坎儿井的暗渠。
在营造城市的过程中，古人巧妙设计建造供水和排水系统，既可防洪防涝，也有利于节约使用水资源。比如，春秋时期伍子胥“相土尝水，象天法地”，在充分考察地理和水文条件的基础上设计建造了姑苏城（今江苏苏州）。直到今天，苏州古城依旧保留着伍子胥当年主持设计留下的一些特点，比如“水陆并行”的双棋盘格局。北宋时期刘彝主持修建的江西赣州福寿沟，是城市排水系统，将雨水和污水分开，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智慧。
古人在家庭生活中也有一定的节水意识。比如，在一些降雨量小的地方，人们会借助屋顶瓦片将雨水引入水缸或水窖中储存，用于洗衣、洗菜等。这样做既节约了水资源，也减少了对地下水的依赖。在古代徽州地区，许多当地特色民居（徽派建筑）的屋顶，会合围出一个开放式的井口，即“天井”。天井的正下方有一个蓄水池，人们有时会从蓄水池中取雨水作为生活用水。
徽派建筑的蓄水天井。
从古代沿用至今的许多成语，如饮水思源、滴水不漏、积水成渊、细水长流、开源节流等，其实也是人们节水意识的一种体现。
古代的治水能手
古代有许多泽惠后世的水利工程，这些水利工程的主要设计者成为彪炳千秋的治水能手。比如，人们为纪念修建芍陂的孙叔敖，建造孙公祠（又名楚相祠）进行祭祀；人们为纪念设计建造都江堰的李冰父子，建造了二王庙（宋代以后，李冰父子相继被敕封为王，因此被称为“二王”）。
有一些历史人物，主要因为文治武功青史留名，但他们在治水方面也显露出才干，为人们认识他们提供了新维度。
邓艾是三国时期曹魏名将，他的经典战例是“偷渡阴平”直接导致蜀国灭亡。有意思的是，他是因为治水有功才进入统治者的视野。邓艾年轻时被举荐为典农都尉学士，因为口吃未能升官。他并不气馁，反而投身于农桑之间，认为只有兴修河渠、引水灌溉，才能提高农业产量，同时可利用水道运输军队。他向朝廷上书陈述治水开渠的重要性，编著《济河论》阐明治水之道。他带领民众修建的广漕渠，除了在农业灌溉方面发挥了作用，还让曹魏大军“泛舟而下，达于江淮”，为魏晋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。
绍圣元年（1094年），苏轼谪居惠州。这是他人生的低谷期，但他依然关心民间疾苦。听说广州城饮用水因受到海潮影响又咸又苦，危害百姓健康，并引发瘟疫，他基于当年治理杭州西湖的经验，给广州太守王敏仲写信建议：“于岩下作大石槽，引以五管大竹，续处以麻缠漆涂之。随地高下，直入城中。”意思是利用地理特点，用竹管将山上泉水引入城中，然后在城中设置大石槽以蓄水，再用竹管将水分别引到城中各处小石槽，供百姓使用。苏轼设计的供水网络，极富创造性，充分利用了水资源，又通过点对点供水，起到了节水的效果，大致框架与今天的自来水系统类似，因而有人说他是中国“自来水”的最早设计者之一。苏轼这一建议得到采纳，让广州百姓受益颇多。
历史上黄河水患多发，“治黄”是许多朝代的重要工程。这也催生了不少著名的治河专家，比如汉代的贾让、王景，明代的潘季驯，清代的靳辅、陈潢等。他们因政绩卓著青史留名，他们的治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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